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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农村电子商务涌现与在线城镇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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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地租的形成和定价进行了分析,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879年发表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则进一步指出,因多数劳动者没有分享土地溢价,因此贫富差距扩大。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将‘平均地权’列为革命的四大纲领之一,在“建国方略”中对亨利·乔治所提到的地税在中国的实施做了讨论。百年之后,中国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土地溢价仍然没有普遍公平地惠及城乡居民,而是继续拉大贫富差距,制造城乡不均。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以往各级政府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兴建城市和获取地租的发展循环,已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城市空间,并欠下巨额负债,难以为继。

1978-201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注1)快速城市化的背后,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农民利益的丧失。畸形的二元城乡结构的弊端日益突出,其特点就是地方政府将廉价的农村土地以高额的价格推入市场,赚取差价,垄断地租,同时吸引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国际国内资本跟进,迅速发展城市化。

由此所带来三个问题。首先是农村土地引发民众和政府的纠纷,群体性土地维权事件不断。16%的农村家庭在最近一波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其次,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无法得到城市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致使2.6亿人口(未取得城市福利的农村外来人口)成为城市边缘人,其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还在恶化。他们及其家庭或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同时也或是未来社会巨变的发起人。第三点是,大城市已不堪重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资源、生态和其因素制约。过去的城镇建设及其他公共服务给地方政府留下了约17.89万亿元的债务,推升了形成债务危机的几率。

2014年3月1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注2),提出将惠及城乡居民的‘人’的城镇化,带来小城镇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并带动产业发展面临巨大障碍,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城市化问题外,未来6年,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大约42万亿的资金,而这部分资金尚无明确来源(注3),而且乡村和小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

与此同时,另一个改变、重塑城镇发展的变革正在发生。2014年5月7日,阿里巴巴向美国纽交所提交IPO募股申请,一个互联网商务巨擘进入全球视野。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公司,所代表的是占2013年中国消费总量7.9%的网上消费。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02亿人(注4)。

电子商务对城镇化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这些电商在没有政府经济和设施的支撑下,解决了城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城乡的就业问题。2013年,中国出现了20个淘宝村(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多个省份,涉及家居、服装、农产品、小商品和户外用品等多个品类)。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的网络创业途径。据阿里研究院统计,截止到2013年11月30日,淘宝网(含天猫)上正常经营的注册地在农村(含县)的网店数为203.9万家,比2012年年底增长了24.9%,其中注册地在村镇级的为105万家,比2012年年底增长76.3%,净增了46万家农村网店。电商集中的县城也在迅速发展,典型代表有:河北高碑店(箱包),山西临县(杂粮)、江苏睢宁(家具)、安徽舒城(童车)、福建安溪(茶叶)、山东博兴(草编)、四川青川(干货)和浙江遂昌(竹茶生鲜)。遂昌县共5万多居民拥有1500多家电商。到2014年底,全国的淘宝村数量已增至211个,同时涌现出19个淘宝镇。

在此期间,以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和农产品上行及工业品下行体系为基础的“农村淘宝”,“遂网”与“赶街”(浙江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遂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农村战略”,“苏宁农村战略”和地方农村电子商务模式也在迅猛发展。2014年10月13日,阿里巴巴宣布农村电子商务战略:投资100亿,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实现农村小额资金贷款,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随后,阿里巴巴集团与浙江省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广东省政府、天津市政府等十余省份和直辖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全国发展农村淘宝电子商务服务站。另外,“赶街”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已在8个省份建立了2000余个点;京东也建立了10000个网点;苏宁也积极在东南布点;各地的地方电子商务平台也积极利用本地资源建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这一趋势为中国乡镇的发展提供了新出路——在线城镇化。

在线城镇化(Urbanization Online-Mobile)是指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乡镇的大量居民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和手机移动商务作为进入市场的渠道,构建社交网络,线上营销产品,线下组织生产、收购、运输和社区建设等,实现地方发展和人口就业。

这种在虚拟网络和现实乡镇空间的市场和生产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方法重构,对促进国民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城镇化”这个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在线城镇化模式的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通过信息技术建立更公平、透明的广泛市场的营销平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降低地租(政府垄断城镇化带来的各级政府获得较高额地租),打破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空间垄断;

2)培养广大的电子商务运营商(电商),提供一定的知识和财务支持,实现了城乡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

3)促使线下实体经济生产运营、资源利用、社区组织方式和空间营建的变革,对社区的社会资源(Social Capital )和组织资源(Organization Capital)(注5)的整合带来了挑战和契机。

简而言之,在线城镇化另辟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平台升级传统产业,一定程度打破了之前地方政府对城镇化带来的地租垄断效应,在相对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和信息渠道下实现了城乡部分劳动力的服务业就业。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不再是独立而边陲的“他乡”“异地”,而成为城乡关系的核心之一。从乡村和小城镇出发,在线城镇化可以重新寻求城乡的动态平衡,构筑城乡的新经济关系、社会逻辑和空间配置,从而探索解决当下乡镇面对的城乡不均(产业)、乡镇空心化(人力资源),人口老化(社会)及环境品质(空间)下降等困境的方法。

在线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和空间带来的限制,摆脱了以各级政府垄断地租所带来的产业空间分布的制约。由在线城镇化发展出来的新市场机制、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形态,为乡镇发展开辟了新出路。

注释: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着重提出“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具体阐述了通过“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建立“现代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创新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和“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和经营组织形式创新”。

3、2014年3月20日,财政部网站刊登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王保安表示,这42万亿元更多的可能来自社会投资。

4、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f Alibaba Goup Holding limited (May 6, 2014)

5、Organizational capital was first defined by Prescott and Visscher (1980) to be the accumulation and us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to enhance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in a firm. This capital can b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firm value.(来源:阿里研究院;文/李孜;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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