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份，李克强总理罕见地1月之内两次赴地方考察，在辽宁、河南两个考察地，他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在河南，他深入农村，尤为关心农业现代化、土地流转等中央政策的基层实践。

“双创”、“三农”，两个议题接踵出现在总理日程中，显现了其重要性。而时序性关联，也暗中映照了二者难以分割的关系：那就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以“互联网+”为引擎的“双创”的助推，而“互联网+”也不可能无视农村这块待垦之地。

乍看起来，“互联网+”跟三农是发展论题框架下的两个不沾边命题，可实质上，“互联网+三农”非但不是乌托邦式设想，而且还是轮廓已然成形的发展大势：当下农村社会发展亟需融入互联网的力量，而电商等互联网业态也需要向下深耕，发掘农村潜力。对农村而言，“互联网+”也是一种契机；对“互联网+”而言，农村则是下一个风口。本质上，“互联网+三农”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重要板块，而它要着地，就得以实现农村“+互联网”为前提。

这些天，就动辄有媒体报道，许多县乡（镇）建起了前端延伸到村一级的村淘点，还有农村电商平台。前者是“淘宝”项目的农村化，负责“网货下乡”，将乡村消费接上“电商”接口，让偏远地区的村民也能买到质量有保证的商品，后者则旨在让“农产品进城”，进而实现双向流通的商业供需模式。

这其实就是推动农村“+互联网”的做法，在带动供应及需求链下沉中，它也将农村纳入到“互联网+”战略的棋盘里。此举既能帮助农产品走出农村，利用市场敏感度极强的电商平台，解决农产品因供需信息不对称卖不出、被流通环节中间商层层“榨油”等问题，为农民提供创富机会，又能改变基数庞大的农民的消费模式，让他们购物不用再受限于出行半径等。

或许有人会问：“互联网+三农”只是纸上画饼，别的不说，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最后一公里”怎么破？可要看到，有统计显示，目前国内80%以上农村人口用上了智能手机，60%乡村拥有运营商架设的电信设施。在物流方面，以阿里为例，它搭建了县村两级服务网络，通过完备仓储系统间或采取物流补贴方式，突破物流瓶颈。在资金链上，它还提供农贷支持。这些也需要电商长远的系统性布局。

至于农村“互联网+”氛围的培育，无论是农村自身的需求，还是那些外出打工者、农村大学生网购习惯带回家的“电商下乡”启蒙，抑或是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意见领袖传播力之于“口碑营销”的作用，都是先天优势。

让“网货下乡”，也让“农产品进城”，农村集农村电商的需求产业链下游和最原始的供应产业链上游于一身，显然有助于盘活农村的资源，助力农村经济弯道超车。实质上，很多农村地区都有特色产品，但缺乏需求感知渠道，导致产品难销滞销。

但互联网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敞开的信息环境与便捷渠道，它能帮农民拓宽市场辐射面，集中零星需求，抓住“长尾市场”，助其致富。如花木大县江苏沭阳，因气候与土壤条件优越，花木是其特色产业，但以往产业发展层次仍较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后，当地涌现大批花木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如今全县出现3万多家网商，2014年网上交易总额42亿元，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稳步增长。

当然，三农问题很复杂，囊括的也不只是经济问题。我们很多人总感慨“故乡凋敝”，熊培云还一语指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道出的就是这种痛，它包括公共设施匮乏，精神生活空洞，及复合因素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得久久为功，在此层面，“互联网+三农”也不失为一剂纾解之方。

在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发生近3个月后，贵州于前不久印发文件，明确提出全省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想方设法加快发展，努力为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就业创造条件，每县每年减少留守儿童人数不低于10%。

怎么引导就近就地就业？“电商下乡”或许能提供思路。无论是它刺激的务工者回乡创业（包括当“村淘合伙人”），还是释放农村生产力带来的劳动力需求，都能吸引就地创业就业。像沭阳，农村电商间接带动的从业人数约为15万人，这也能减缓人力外流带来的留守之痛。

不止如此。今年6月媒体还报道，在贵州铜仁，那些乡村里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386199部队”，每周排队在当地亲情视频服务点与远方家人视频通话。亲情电话，只是如同毛细血管般存在于农村的那些村淘点的“标配”之一，那些村淘点配备了免费图书、电影、WIFI、饮水和儿童娱乐、创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又通常选在人员聚集的村委会、健身场等旁边布点，这也让其成了村域公共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而“村淘合伙人”在搞农村代购外，还能提供网上代卖、缴费等一站式服务。这从精神满足度和生活便利度上都给人以实惠。

中国“互联网+”需要农村“+互联网”。在当下城乡二元化鸿沟凸显的当下，农村不能再被“互联网+”大潮遗忘，而应搭上这俩快车，通过群聚效应让农村早日走出财富洼地境地，也令其早日变得更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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