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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到明年就是四十周年了，作为改革的发源地，农村这四十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回头看一下总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感觉，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是从乡村开始的，而乡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也是前无古人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8亿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完全改变了他的生产生活方式。
四十年来的农村变化，说上几天几夜也难以表述完全，我想通过几个时间节点来观察，总的趋势是，农业、农村、农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演进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不再赘述，想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时间节点。
仅仅是联产承包全面推行两年之后，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卖难”，这让中央万万没想到。因为1984年时候，我们的概念首先还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但这一年却意外出现了粮食卖不掉的问题，各地的农民在粮站外面排队，粮食交不进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让人看到了农业巨大的潜能。出现“卖难”之后，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卖粮食。这个政策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难道卖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还要国家批准？但过去农民是不能自己卖的，因为必须统购统销。这个政策壁垒一打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自己卖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于是农民又要求自己加工，中央再次批准了。今天我们经常学习贯彻的“一号文件”，其实这是跟上世纪80年代学的，当时为了推动农村改革，自1982年将起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确定为农村主题的，大家于是约定俗成，让“一号文件”变成了三农政策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一共连续发了5个三农的“一号文件”，迄今让人怀念，因为含金量非常高，创新性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也就是1984年开始，国家似乎对农业感到有点放心了，改革全面转入城市。
这一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1个亿，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也就是说，农民已经开始告别种田，过上了半工半农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时把这种现象叫作“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央用了一个词叫“异军突起”，现在的很多企业都是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当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还是要界定一下，它不是指办在乡村的企业，而是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最出名的乡镇企业是春兰，而最出名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苏南现象”，费孝通先生为此专门写过文章。但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巅峰时期了，此后在国企改革、外资进入、私人企业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竞争下，乡镇企业日渐式微，由此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离土又离乡”，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这一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值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因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对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这一年，全国各地粮食丰收的消息纷纷传来，而农产品卖难现象也继续涌现，所以农业方面的总体评价是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性不足的时代，总体够吃了，但是结构有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到新世纪初，三农度过了一段很难煎熬的时段，可谓“病灶”集中暴发，农产品价格徘徊不前，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税负很重，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了于建嵘等人披露的农民有组织反抗现象。2000年初，湖北省一个乡镇党委的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下发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核心的思路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统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到2017年已经连续下发14个中央一号文件。
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多一半的人是城镇居民了，而不是农民了。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增加，到了2016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农村居民只剩下43%。当然，这里面如果按户籍算，则户籍城镇化率是41%，也就是说还有16个百分点的农民身份者常年在城里待着，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城镇居民，甚至还可能倒回农村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亿万农民从此在城镇化中迎来“新生”！
这一年的三农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跟城市人一样，是工薪阶层了。农民收入有四大构成，目前的结构大体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各占40%左右，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共占20%左右。但家庭经营收入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种地是一产，加工是二产，搞乡村旅游是三产，如果单独把种地、养殖这样的农业部分拎出来算，已经比工资收入少了，也就是说今天农民收入不再主要靠地里“刨食”。这就应了过去那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于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走上了逐渐分化的道路。农业、农村、农民，按照过去的理解是浑然一体的，农民是种地的，住在农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样了。
过去讲的农民，多是社会身份，也有对应的概念，如农村户口、种地的、没文化、小农意识、保守等等。但现在来看，农民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农民已经不一定再务农了，目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8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主力军。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一定在种地，主要表现为兼业化，真正种地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因为今天机械化发展很厉害了，农民于是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二三产业，不用再守在地头。而且，农民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相对出现，还有700万农民进城再返乡创业。目前出现的“新农人”群体已经上百万，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农业，这让“农民”这一身份进一步职业化了。
其次，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高科技与传统农业同在。
一方面在东北、新疆，出现了现代化大农场，规模上万亩，飞机作业，超大机械耕作，其场景恍若美国。而另一方面，在贫困的山区，还是零散种着地，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的场景。但在大部分农业区，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成为事实上的主要务农者，农民已经基本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离开土地；另外也有一些农民成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280万个，其中农民合作社179万家。农产品的供给也呈现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的特征，价格加速与国际市场一体波动，原有的政策性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机制并轨，农业补贴方式被迫转型。
第三，农村正在面临命运的重大转型，消亡、合并、转型每天都在上演。
有报告说，每天我们国家消失100个左右的自然村，在一些贫困山区出现了10人以下村的辛酸衰败场景。还有的农村则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生，有的成为了城中村，有的被征用成工业用地，有的移民搬迁到其他地方。还有的在新一轮撤乡并村过程中与其他的村合并，有的变成了农村新型社区的一部分。
所以，整个三农在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印象。我最近看一个人写的回乡记录后很感慨，他说现在要找乡愁，连乡愁的角都抓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农村都没有了炊烟，农民现在做饭都用上了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有的村甚至没有了鸡鸣，因为新农村不许在家里养鸡。上世纪80年代的“倒蛋部队”是从农村收鸡蛋往城里卖，今天正好反过来，一些地方是把城郊养鸡场的鸡蛋倒卖回农村，这是农村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
三农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也有一些担心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比较严重。
首先是价格的“天花板”在下压，我们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大多数已经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为什么国家从2016年开始实施玉米价格政策的调整？因为不好补了。我们的玉米价格比国际市场高20%以上，按政策价格收进来以后就入到国家的仓库卖不了，而企业用的玉米是从美洲进过来的，到岸价比我们国家的收购价还低，农产品竞争力面临压力。第二个是成本的“地板”不断抬升，工资涨了，农资涨了，农产品价格不涨，所以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种地越来越不划算，一些偏远地区存在大量的土地弃耕荒芜现象。第三个是补贴政策的“黄灯”亮起。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对农业的直接补贴上线是8.5%，到现在已经逼近这个上线。而美国人的测算，说我们现在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了25%，要把中国告到世贸组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业补贴政策就面临调整和转型。第四个是资源和环境的“红灯”亮起，环保部和国土部发布的数据，农村现在成了最主要的被污染地，农业面源污染也成为重要污染源，特别是化肥、农药、大型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污染，耕地受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有些地方的田园牧歌场景已经被污染得不像样了；宝贵的矿物质资源被粗暴开采，低效使用。可以说，农村的环境受不了，农业的资源在哭泣，农业部推出的“化肥零增长行动”就是这样背景下的针对性举措。
一方面优质不能优价，真正种出来的好产品卖不了；另一方面，农产品大量进口，特别是洋奶粉市场比例持续扩大，跨境电商最火的商品就包括农产品及食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里人对农村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信任，有钱人宁可吃远跨重洋的非新鲜国外农产品，也不吃国产的。但客观上，农业的生产体系也确实存在投入品滥用、检测体系不全的问题，更有一些农产品有机、绿色的标签随便贴，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感。某种程度上讲，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建立城乡之间的互信，比建设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还难，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现在有句流行的话：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今天我们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虽然给了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农民要留在城里，成本依然是高昴的，特别是在大城市，农民根本就没有办法留下。而且，在社保、教育、医疗方面还没有完全平等，农民人在城市却依然享受着农村待遇。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在“农二代”身上表现出来更加激烈的矛盾心理，他们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或者干脆就生在城里，却背着农民的身份，自己当自己是城里人，却不被城市认可，而他们的故乡连面目都已经模糊，于是身处夹缝之中，成为城镇化的隐患。
很高兴卖了地成为城市一部分的城中村乱象丛生，已经成为很多城市难以根治的“牛皮癣”。一般农村加速“空心化”，“三留守”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生活艰难，心理压抑，特别是留守儿童没有享受到好的教育和成长陪伴，经常能看到有关他们自杀、受侵害、行为不端等不好的消息。而全民似乎也进入了乡愁的别样惆怅年代，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恰恰在一些地方正在消失。现在最恶俗的是把原来的农村原生态破坏了，重新搞一批假的乡村田园场景，这是很悲催的事情，这种对农村的功利性利用和破坏，导致农村原来的一些乡土文化气息荡然无存，某种程度上是断了农村文化的根。
然而，历史总在进步之中，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都是三农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表现出来的真实面目，是伴随发展而来的时代产物。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一定也会不断进步，让现有的问题逐步得到化解，让未来更加美好，对此我们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也有理由信心满怀。
（作者： 魏延安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魏延安” 新浪微博@陕西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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