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后一公里村庄:新乡土中国的区域观察》一书出版。该书作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与团队历经数年田野调查,运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对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记录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

贺雪峰认为,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而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型。此外,国家还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目前国家每年涉农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化,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成了需要农民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

贺雪峰表示,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在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贺雪峰指出,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然而,国家投入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何推动农村现代化治理,扩大农村公共服务,满足农民需求,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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