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模式饱受质疑的今天，在线城镇化（Urbanization Online-Mobile）或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另一途径。在线城镇化是指在移动互联网与PC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乡镇的大量居民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和手机移动商务作为进入市场的渠道，构建社交网络，线上营销产品，线下组织生产、收购、运输和社区建设等，实现地方发展和人口就业。而这一趋势正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战略。这个规划核心是“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商品、人力和土地市场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个核心正是呼应了由市场的作用和制度的设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出突出中型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聚集，限制大城市人口膨胀，也明确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方向。

现在由于出口型经济受阻、产业过剩，原有以农村廉价土地与廉价劳动力“进城”的城市化模式难以为继，而互联网高效及低成本去中心化开始促进入县及乡村的小农经济和小微企业升级。互联网带来信息透明，高效的市场调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在线城镇化通过移动互联网与PC互联网为农村居民和农村社区赋权，让当地的农村居民可以开始部分享有土地在互联网经济体系中的溢价。这样，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浪潮中，可能再次给中国下行的经济带来契机。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理解在线城镇化途径所在的历史坐标点。

80年代改革开发初期，在相对封闭的国内城乡市场中，随着农村经济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城乡市场逐渐开放中的逐步恢复，由农产品的产出、副业的积累和农村土地做工商业的溢价来实现集体的或是顶着集体的帽子私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乡市场恢复方面，随着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全面放开，城乡集贸市场从1985年的61,338个 ，发展到1998年达到87,105个，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达到55%-65%。在农业向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转变中，1978年，农村社会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高达70%。而1988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46.5%，而非农业产值由1978年31.5%上升到1988年的53.5%。这个阶段，农村工业部分，主要是乡镇企业已生成。在1980-1988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33.2%，占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7.7%增加到1988年的26% 。

1991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的乡镇企业产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当时全国生产的1/3，与国营企业产值相当。“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带来1亿农民转移成乡镇企业的工人。这也带来了农村走向城镇化的契机，在全国形成了苏南模式（江苏南部），珠江模式（广东福建），温州（江北部苏）模式，宝鸡（陕西）模式，常德（湖南）模式，民权（河南）模式等不同的发展模式 (周爾鎏，张雨林, 1994)。这是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一种尝试，使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迅速变化，使农村走向了城镇化，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前景 。

从1980-1987年，中国的建制镇数量从2,600个增长到10,200多个，建制镇人口由5,800万增加到2.43亿，而建制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9%上升到22.4%，此外还有未建制的乡级集镇5.8万个，共同组成了农村小城镇。当然，这些人口是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的城市人口，但收入提高了，城乡差距缩小了，乡镇企业成为了与农业、城市工业并驾齐驱的力量，农村走向了城镇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家财税改革，中央开始将财税权、审批权收回，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体系，地方所得税收缩减。1992年，出口导向型的城市经济模式开启，新的城市化机制伴随外来投资拉动型经济由此形成，城市化最快速的发展期来临。新一轮的城市化释放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和工业税收的冲动。受1994年新的财税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新的资金来源（到现在大概平均占到地方收入的25%）。同时，由于没有物业税（其他西方主流国家其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可以占到50%以上），地方政府将营业税作为主要税收来源，工业发展成为地方发展的首选。如此，既可以卖地得到土地出让金，又可以在未来得到营业税，政府支持的大量各类工业园应运而生。同时，随着教育产业化，大量的大学城也出现。1999年之后，西部大开发，中部大开发都是在这样的城市化机制下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大量国际资本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001年的35%左右增长到2011年的51.27% 。在此过程中，农村因为没有被深入纳入到全球化的区域分工，或是在这个过程中缺乏话语权，与城市的距离进一步拉开。这种发展不均，带来了农村和城市共同的环境破坏、生态危机和城乡隔离，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空心化和城市社会碎片化。分裂的城乡，沉沦到了“互害”模式，入城的农民受到一些城市人的歧视和压榨，同时另一些农民给城市人生产自己不吃的、有过多农药化肥的食品。80年代活跃起来的很多乡镇企业，也因没有和城市企业竞争的国际资本，没有机会纳入到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从而快速萎缩。

现在，中国政府希望国际投资拉动型的城市化模式逐步转变成内需消费拉动的城镇化，统一城乡市场，确立农村土地产权，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土地，资金和人口的更有效配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提出将“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与1980年到1991年“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带来1亿农民转移成乡镇企业的工人” 的情况异曲同工。

在线城镇化正是这个历史背景下城市化机制的转折。通过电子商务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层面的组织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及农村本地服务的销售、物流、品控、供应链，融资，旅游度假，医疗，教育，养老和社区建设等各项服务，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遂网公司与赶街公司、京东、顺丰、苏宁易购等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平台，支持了本地就近就业，拉近了城乡商业服务与公共服务的距离。对比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现在农村电子商务的涌现与之有些相似的地方，但又面临不同的机遇。可以这么说，80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给这轮农村电商涌现奠定了农村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农村电商涌现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很难直接连接到全球资体流动体系的小农经济，通过BAT等全球融资渠道，纳入了国际与区域的资本运作与生产分工。在线城镇化也将乡村和县城纳入了城乡对流的区域都市群的经济整合和空间重构体系中。

李孜|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设计学院/爱咱村儿（I village）创始人&乡村营建社（RCDG）联合创始人

（来源：《阿里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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