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

（一）二元差距仍存

城乡二元差距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农业增加值自2009年首次降至10%以下，近20年来每年都走出了新低，农业进入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阶段。相应地，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教育、城乡医疗、城乡消费、政府公共投入、就业等领域“双速并行”的态势也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图 1 1995-2014年我国GDP三次产业构成

乡村人口在消费水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与城镇居民都存在较大差距。

图 2 城乡“双速运行”

除了上述差异，城乡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双轨”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

（二）三农痛点分析

1.生产效率低、科技含量少，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

2.供需匹配效率低，农民把握市场与进入市场的能力不足

3.农村传统文化沉睡，农民精神信仰缺失

4.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均等化“碰壁”

图 3 2014年全国乡镇卫生资源情况

5.农民金融需求与服务错位，筹资困难

6.政府管理手段单一，信息上传下达困难

7.大量青壮劳动力流出，“留守”带来的“缺失”问题严重

图 4 2009-2014年我国农民工数量

当前，我国“三农”工作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头。仅仅依靠传统思维、传统模式难以应对挑战，必须挖掘新工具，创造新的生产力，以此来刺激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为“三农”发展注入新活力、制造新引擎。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正促使各国生产结构发生巨大变革。在其影响下，农村经济也正从主要依赖于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转变到注重可持续性的集约型发展模式上来。近年来，我国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梳理总结国内外三农领域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发现，“互联网+”三农主要有如下模式：

表 1国内外“互联网+”三农模式梳理

（一）互联网优化了传统农业发展方式

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来看，互联网主要从生产、流通和服务三个领域来推进传统农业的网络化和科技化变革。

1.生产领域

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智能生产的发展， 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物联网技术的引入不但可以使农民实时了解农场的土壤结构、农作物的生长进度、灌溉施肥和病虫害等情况，而且可通过及时执行决策支持系统给出的相应对策来有效保障农业生产的高效性和安全性。

2.流通领域

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农产品的流通，极大地盘活和繁荣了农村市场。从实践来看，互联网对农业流通领域的改造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电商这一形式。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农产品电商平台为涉农领域的经营主体尤其是农产品经销商提供了信息共享平台，不但帮其拓展销售渠道，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支付手段、货物追踪途径和客户关系管理服务。

3.服务领域

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盘活了农业资本市场，为传统金融机构触及不到的群体尤其是农民个体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尤其是众筹模式的兴起，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服务途径。

（二）互联网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互联网通过基础教育、医疗等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与应用，有效地缓解了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推动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另外，互联网为深化村务公开、政民互动提供了强力支撑， 极大地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让农村真正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智慧教育

互联网的出现重新对教育模式进行定义，并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各国政府主动适应教育新形势，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以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和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改革为突破，逐步打通城乡教育资源壁垒，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线上共享，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与医疗的不断融合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重城市, 轻农村”的矛盾，目前互联网医疗领域的主要做法是依托网站或APP，提供健康管理、慢性病监测、辅助诊断、在线诊疗及预约等服务，这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就医。

3.电子村务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日益普及，村民通过电脑、手机上网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常态。面对新形势和新环境，基层政府也开始积极探索电子村务建设，基于互联网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村务公开、网上办事并和村民在线进行互动交流，从而打造惠农利农的阳光新窗口。

（三）互联网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互联网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集中体现在农村电商和休闲农业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电商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者和市场消费者的直接对接，从而通过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来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互联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促使城里人走进来，通过繁荣乡村旅游消费市场来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1.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的发展拉近了农业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距离。依托电商平台，农民既能够直接与最终消费者进行对接，也能够通过货比三家买到质优价廉的生产资料。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销售关系，农业生产者可以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以需求为导向去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改变了以往盲目生产的劳作方式，切实提高收入水平。

2.休闲农业

近年来，休闲农业与度假、健身、文化娱乐等活动相互结合，由最初提供单一的观光型旅游产品转向综合旅游服务，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和较为完善的产业发展体系。今天，休闲农业与互联网融合，农户们通过自建网站或入驻旅游平台的方式，大力推广基于互联网的O2O乡村旅游模式，在线为游客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综上可知，互联网在优化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和企业在互联网与三农融合的探索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互联网+”三农要想体现其融合价值，必须具备清晰的定位和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要以解决农业、农民、农村的痛点为中心，只有对产业链起良性作用的变革才会被市场选择。

移动互联时代，数字成本降低惠及了更多不发达地区，扩大了数字技术的扩散半径。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规模达1.95亿，占农村总人口的31.5%。其中，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率第一，比例为87.2%1。微信作为用户数最多的社交平台，在三农中的应用日益深入，从工具到平台，从信息到服务。

（一）微信在三农发展中的应用情况

• 类型一：微信在农民中的应用

随着微信在农民群体中的日渐普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工作和生活边界不断拓宽。农民工也把微信当作是一种通讯工具和连接器，通过微信连接和留守人员之间的感情，也让自己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

打造个人品牌：很多新农人依托微信打造个人品牌，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乡村旅游，从而发家致富。

融入城市生活：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互联网等新生事物接受度较高，更渴望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通讯、学习、娱乐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上使用最多的前三大功能。微信成为农民工在城市拓展新的交际圈的重要路径，平均有43%的朋友是入城后新结识的朋友。

• 类型二：微信公众号平台在农村治理中的应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政务民生微信应用的普及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城乡之间在政务上的数字鸿沟。微信为地处偏远的农村提供了与发达先进地区同等的创新条件，增加村务的知晓率、透明化和村民参与度， 即赋权“最后一公里”。2015年，乡级部门开设的政务民生微信增幅超过70%2。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对外传播乡村文化：低门槛、用户量大等优势使得微信公众号成为众多新农村对外传播宣传的首选平台和名片。

对内做好村务治理，提高在线服务能力：随着政务微信的日益渗透，越来越多的村委会把通知下发、办事指南、公共事务意见交流等村务活动，以及计生卫生、新农合、新农保、派出所户籍等公共服务延伸至微信公众号平台。

政民交流互动，收集民意：微信公众平台提高了农村事务的知晓率，也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有利于民情收集。

• 类型三：微信公众平台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中的应用

靠经验种田、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时代正在远去：微信通过服务号和订阅号实现了农民与专家、农民与市场的连接，逐步形成了集农业信息发布、农产品宣传、农资信息查询和农业生产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移动服务窗口，为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微信点对点、强互动的传播特性，更能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信息的即时性、互动性的需求。

在农业流通中的应用：传统模式下，农民一般通过设摊和外来客上门收购的形式销售，销售不稳定，有时甚至滞销。而公众号自媒体与电商结合的运营模式，可以帮助农民在传播品牌的同时建立消费者圈子，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以口碑促发再消费，成为农产品进城的重要线上渠道。

（二）微信平台助力“三农”发展的价值阐述

微信通过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市场、农民与平台的连接，为“三农”发展赋能，发挥弥合城乡差距、激活农业、重塑农民的价值。

图 5 基于连接的微信“赋能于农”三种路径

1.连接农村与城市，弥合城乡差距

微信作为“超级连接”，具备有效触达“最后一公里”的优势，为农村获得与城市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资源创造了条件，逐步弥合城乡差距。微信还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农村留守人员建立起情感纽带和即时纾解乡愁的通道，既帮助改善农民工群体城市生存状态，也有益于改变其情感荒漠化的现状。

2.连接农业与市场，激活“沉睡资源”

众多企业和商户，在相对贫穷、也无资源优势的两地，借助微信搭建的交易网络得以迅速成长，供需的匹配效率大幅提升。微信不仅帮助农民获取知识、市场动态、消费需求等信息，还可以利用强关系链优势解决互联网销售的信任问题，帮助农民“去中介”直面消费者打开销路、扩大市场边界。

3.连接农民与平台，重塑农民发展格局

微信将农民与大型的资讯、服务、商务平台连接起来，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可精准探测农民的切身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资源的连接和匹配，提升有效信息与服务的供给率，为农民实现自我增值创造机会，使其获得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微信在“互联网+”三农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巨大能量，地域性、碎片化、特色化、不可复制性的三农现状，正吻合微信所倡导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在面向农民群体时，“思维问题”、“流量问题” 、“操作问题”等成为农民与微信之间的屏障与“互联网+”三农难以逾越的“硬伤”。目前农民对微信的应用大部分还仅仅停留在社交层面，渗透到生产、销售乃至创业创新层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对于微信而言，如何更好地破译中国农村文化密码，更有效地调动农村底层资源要素，构建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应用场景，将关系到向信息社会迁徙过程中农民群体的福祉。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互联网+”作为新常态下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强力引擎，在弥合城乡差距、倒逼“三农”改革方面初见成效。但同时，城乡数字鸿沟、农村信息孤岛等现象依然存在。通过研究，“互联网+”三农可分为三个阶段，并在上网设备、互联网接受程度、典型应用、作用、价值、影响、障碍等方面呈现不同特征。

图 6 “互联网＋“三农发展阶段性特征

当前，我国“互联网+”三农正处在由1.0向2.0全面迈进、3.0特征初显的关键时期，而滞后的农业发展思维与快速崛起的新兴技术和消费理念之间的矛盾，本质是农业思维跨越工业思维向信息思维迈进时出现的尴尬与断层。未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资源要素、发展环境与现实需求将进一步被互联网渗透，互联网强大的“连接能力”所带来的生命力亦会进一步促进“三农”各主体的内生长，互联网将为每个个体赋权、赋能。在这种新的业态和格局下思考“互联网+”三农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明确：

“互联网+”三农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农民对信息化的陌生感、恐惧感和不信任感：目前我国农村网民增速放缓，其对互联网的信任度也比城镇网民低了3.1个百分点，对互联网的使用还局限于休闲娱乐等基础应用方面，缺乏深层次应用，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较低。毋庸置疑，农村需要互联网工具，更需要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精神的传播倚赖于农村网民习惯的培养。如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手段强化农民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是推进“互联网+”三农的首要课题。

“互联网+”三农的愿景是提高农民在农业价值链中的主体地位：从当前发展实况来看，“农民上线、电商下乡”其实只是初步实现了“+互联网” 。“互联网+”则将打破这种规则，在未来的农业发展、农产品供销、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互联网+”将真正“赋能于农”，发挥农民在三农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一）“互联网+”应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拓展，中国农民正在面临生产资料的重要变革，“互联网+”三农将渗透到灌溉、种植、管理、收割、销售、服务等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微信类似超级应用所衍生的“超级连接”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正在由社交工具向营销工具与生产工具转变，资本与科技的完美结合，使智能农业正在为土地的属性与农民的身份带来新的内涵。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备中高等教育程度或职业教育学历、农技专业素养与互联网应用能力、农村创业发展意愿和市场主体意识，对农村有感情、对互联网有感觉的新生代农民。“互联网+”将重构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的生产效率与价值，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创造力与积极性。

图 7 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差异对比

（二）“订单农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将衍生新型业态

在互联网思维的驱动下，粗放型的农产品生产销售模式将得到改进，定制化、个性化、高品质的农产品生产销售模式将逐渐成为主流，农民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其在“互联网+”三农价值链中的身份与地位将得到彰显，“订单农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将衍生参与式种植、体验式收割、人格化营销与定制化销售等消费场景，以及与乡村旅游结合的“体验农业”新兴业态。

（三）乡土传统文化资源被唤醒，融入新媒体传播范式

中国农村是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和孕育之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侵袭，乡村文化遗产正日渐萎缩和消失，农民精神信仰缺失的现象也越发凸显。利用微信等移动平台对民间艺术、民俗活动、传统礼仪、节庆习俗、传统手工艺术知识和技能等民间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数字化、多媒体化“复活”，将成为常态。

（四）“互联网+”将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服务能力

在线健康咨询、在线挂号、MOOC（慕课）等互联网+医疗、教育模式的兴起，基于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在线体验、互动、交易将为农村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模式与服务能力带来新的变革，农民对健康咨询、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逐步接纳，农村医疗、教育资源的短缺将得到改善。互联网带来的免费模式、全球化资源配置与跨时空的服务供给方式，将有效地从意识上矫正根深蒂固的消费观念，从行动上降低农民对在线服务的接受门槛，从服务内容上增强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最终使农村共享城市医疗与教育优势资源。

（五）互联网金融使农业由“劳力驱动”走向“资本驱动”

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将成为农村小额信贷的重要补充，通过对农民的在线社交、网络交易及项目背景信息的综合评估，按照个人信用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避免审核、融资的繁琐程序，实现快速放贷，以及涉农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与平台的快速兴起，将推动农业从作坊式的“劳力驱动”走向“资本驱动”，真正将社会资本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深度结合。

（六）“互联网+”政务的下沉提升农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

伴随政务服务平台与“两微一端”的融合发展趋势加剧，政府在线服务平台从省、市、区县直至村镇快速推进，打造“家门口的政府”正在成为当前“互联网+”政务的重要方向。未来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微信等快速获取国家最新政策文件资讯、参与在线互动，便捷的信息获取与互动交流通道将提升农民的参政热情与信心。同时，可借助大型移动社交平台的用户优势，搭建以新农合参缴、养老保险申报、日常公共缴费、证明开具、求职登记、法律援助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务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线上预约、线下办理的O2O服务，从而改善农民对政府治理的认识，提升其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

美国学者柯布·道格拉斯说：“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还保留了乡村”。近年来，“乡村沦陷” 、“农村空心化”等论调不断泛起，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正在给农村带来“二次伤害”，农民面对互联网的态度、能力与智慧在此刻正决定着中国农村的未来。

站在风口上的“互联网+”三农，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进程中，如何在拥抱信息文明的同时坚守乡土价值，并在互联网摧枯拉朽的冲击面前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纠葛。

“互联网+”三农绝非城市取代乡村的过程，而是在保护经济多样性的同时，逐步显现出城乡差距弥合的可能性。“互联网+”三农在对品牌、服务、流通等产生正面价值的同时，也在关注手艺、语言、文字等具有“反互联网”特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为我国三农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等多元要素的作用下，“互联网+”三农将在农业产销模式、旅游、医疗、教育、金融、政务等多层面产生更大的想象空间。

(来源：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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